闽籍作家大致都有比较开阔的世界性视野。作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政治之余还留下大量的诗词，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范；严复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所作出的贡献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而林琴南则以其不懂外语而精通翻译的一系列域外小说的译介，为中国社会转型必然到来的文学革命引入了影响深远的西方社会观念和文学实践，成为社会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一个前奏。这一世界性视野的遗泽，一直惠及后来的闽籍作家。
其次，闽地的局促和文化的边缘性，使闽籍作家大多不安于困守远离中心且发展空间狭小的故地，宁愿历经磨难而漂走四方。这是具有长期移民传统的海洋文化的影响。入门为虫，出门则龙，“闽”字就是门里一条虫。不甘守在门里成为一条虫的闽籍作家，大多有离乡漂走的经历，或者北向上海、北京，或者南下南洋。前者大多出于理想的追求，后者则更多由于生活的逼迫。现代以来能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名的闽籍作家，几乎都是根植闽地而花开四方。冰心、郑振铎、许地山、林语堂、卢隐、林徽音、胡也频、梁遇春等等，莫不如此。即如七月派的诗人鲁藜、九叶派的诗人杜运燮、曾以《兵临城下》名扬一时的剧作家白刃，都是闽籍的华侨，他们都在经历了一段南洋人生之后才回归祖国投身文学而取得成就。
第三，海洋文化的浪漫感性，使闽籍作家的文化性格更多倾向于个人化和抒情性；这也是长久以来福建文学的优势多在散文和诗歌而不在小说的潜在文化原因。
第四，相对于创作，闽籍学者的理论批评的影响远远超乎其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王蒙就有文学理论界的京派、海派、闽派三足鼎立之说。孙绍振和南帆在“闽派文论丛书”的《总序》中指出，这个在中国文化转型时期异军突起的文论出击，有过两次精彩的表演，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启蒙时期所涌现的一批文化先驱；二是20世纪80年代的又一次风云际会。以闽籍学者为主导的朦胧诗论争和主体论、方法论的讨论，深化了80年代的文学变革，也把闽籍学者推上了学术的前沿。此后不断壮大的闽籍文论新军则如“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那样，在新人辈出的才智与气魄的激烈竞争中仍居于重要地位。
福建南临大海、北堵高山的狭小地理格局，形成了历史上福建的文化边缘位置和迫使闽人冲出边缘进迫中心的不懈努力。随着交通、资讯的发达，地理区隔所带给文学的负面影响已逐渐减弱，但心理区隔仍是障碍边缘地区的文学进入中心的重要因素。近年福建文学的发展，尤其小说表现出来的可喜态势，既有走出福建的作家如北村等，也有守住本土的作家如杨少衡，北北、须一瓜、陈希我等，正说明这种变化。如果说以往福建作家必须走出福建，使自己的身份由“福建”变为“闽籍”，借助异地的文化经验和文化优势来实现自己；那么现在这种“走出”已变得并非“绝对”必要，固守本土的“边缘”，同样也可能进入中心，甚而可能借助“边缘”的优势，成为“中心”的另类而异军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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